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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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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中国企业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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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采访视频


Q:中国企业如何打造知名品牌?在品牌建设方面应该如何努力?


刘胜军:中国企业喜欢打价格战


总体上讲,中国现在有一批世界级的公司,比如华为、阿里、腾讯,但是还是凤毛麟角,如果把中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形容的话,给大家的印象还是没有太强大的(品牌),品牌质量不是太强,技术比较弱,特别是一些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供应商。我们比较喜欢打价格战,这给大家留下了一个传统的印象,这确实也是中国企业现在整体的困境。要想突破这个困境,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企业家一定要有危机感,一定要意识到如果不转型,就会死掉,无非是五年之内死去,还是十年之内死去。


刘胜军:中国企业最需要学习德国


怎么样才能够改变?第一要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耐心,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想要品牌,想要创新,每个企业都需要,为什么没有做到,因为大家都没有耐心。大家都不愿意做长期投资,都希望做短平快的,赶快把企业做大,这种思想是一种毒药。实际上如果没有很好的基础,做得越大、做得越快,可能死得越快,中国的企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学习德国,德国有大量隐形冠军,可能企业没有做得很大,但是在一个小的产品当中,能把工艺质量做到世界级别。


很多这样的小企业,把所有的企业拼装起来,就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宝马、奔驰”。为什么中国没有,因为供应商就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其他的企业就没有这种精神,所以这是需要的。另外,企业家要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新的这一轮技术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确确实实对整个行业、整个产业,对企业的管理模式,甚至对企业的商业模式都带来很大的冲击。


刘胜军:美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


如果企业能够顺应技术潮流,把商业模式,生产模式,与消费者沟通的模式做出改变,这个企业能够更好的创新,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企业家努力,更需要整个制度环境(的改变)。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创新企业,不能说因为运气好,这种解释太表面,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


第一、这个环境是个机会公平的环境。只要创新,企业又有足够好的机遇,就能够成功。


第二、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制,如果没有法制,政府的政策总是在变动,企业家没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如果只能预期到未来五年,那就不可能做20年、30年的投资,行为就会短期化,企业不可能创新,所以我们的制度环境还是要做出很多的改变,这样才能够去引导,使得更多的企业改变短期化的行为。


Q: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中国区域经济战略,这三个区域,它们的各自优势在哪里?未来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


刘胜军:长三角制造业发达


这三个板块,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最重要的区域。三个区域各有特色,长三角是中国制造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地方,特别是,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大本营,拥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过去确实经历了非常好的时机,但是现在面临经济转型及科技革命,江浙一带的经济也在经历痛苦的转型,长三角的人口密度非常大,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所以如果能够更好地把长三角一体化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实际上作为整个中国经济的一极,潜力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刘胜军:粤港澳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但现在还有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珠三角过去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但是随着成本的上升,特别是东莞,大量的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珠三角地区,从人均收入来讲,是中国发展最领先的一个区域。在整个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走在最前面。中国现在创新龙头企业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深圳,这也是整个珠三角在转型过程当中非常有利的因素。珠三角现在面临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粤港澳湾区的一体化,珠三角除了本身的制造业基础之外,还有澳门、香港,澳门和香港作为两个国际化的区域,和内地高度互补。


如果能够把粤港澳三地的资源充分实现协同效应,整个粤港澳地区能够产生很多的化学反应,对香港来讲,可以解决很多瓶颈,反过来讲,香港的很多资源优势又可以给广东提供服务。难度就在于香港、澳门和内地有很大的落差,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消除这些差异,协同效应就会比较困难。比如说,粤港澳和深圳的汽车牌照都是不一样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的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开,具体的东西解决不了,要去解决资金的跨境流动、各种法制的差异难度就更大了。粤港澳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现在还有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刘胜军:京津冀区域转型压力更大


京津冀首先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现在面临很大的转型压力,相比珠三角和长三角面临的压力更大。


第一个压力就是在整个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京津冀这种重化工的产业结构,是需要自我扬弃的,很多东西可能要放弃,那是很痛苦的,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及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但这又是必须做的,因为环境的承载力没法继续承受下去。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么大的钢铁产能,需要淘汰,这是京津冀面临的非常大的压力。总体来讲,京津冀和珠三角、长三角比转型的痛苦更大。


京津冀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特别是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有两个使命,要疏解首都的一些非首都功能,来缓解北京作为都城的压力,还有更大的含义,今天中国有了很多的大城市病,比如北京、上海都有大城市病,如果把中国的大城市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很多,换句话说城镇化还没有做好,大城市已经承受不了了,那么怎么办?城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的,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限制人口向城市流动,而是要想办法让城市更宜居,吸引更多人口的同时又不让人过得很悲惨。雄安实际上在做一个伟大的事业,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就是用非常超前的眼光去设计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然后让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空间生存和发展。过去城镇化都是一边发展一边建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缺乏超前规划,很多东西一旦规划好了,再改掉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上海,上海原来道路修得很窄,现在已经没办法改变了,要把道路再拆掉,代价是不可想象的。


在雄安的建设当中,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又吸收全世界最好的经验,用最好的技术,雄安新区可以为未来的城镇化提供很多榜样。假如未来的雄安发展到几百万人了,雄安跟所有的城市都不一样,它不搞房地产,等等,都不一样,雄安的城市经验给其他城市一定会带来很多借鉴和启发,其他城市可能没有办法变成第二个雄安,但是一定会在理念上慢慢地去学习、去借用好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京津冀的一体化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要探索中国怎样摆脱重型污染的行业发展,这是一个艰难的结构性的转移。第二个就是探索城镇化之路,这是京津冀一体化最大的文章。


Q:您觉得哪个区域最有可能成为最核心的地方?


刘胜军: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各有分工


应该是这样分工:京津冀,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是政治中心,不是没有经济了,经济肯定也有的,比如说北京还有很多创新的企业,北京还是有很多金融机构,但主要的定位是政治中心;长三角,更多的还是制造业的基地,上海是一个金融中心,但是除了上海之外的江浙地区,主要的还是制造业的基地。对于港珠澳区域,更多的还是创新的基地,这是一个大致的区分。


Q: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处于L型的那一竖上,您认为这说法正确吗?


刘胜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持续


对的,实践就正在证明这一点,我们原来习惯了9%到10%的爆炸式增长。当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增长?出现了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是U形的、或V型的、W型的,也就是说很多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现在受到了冲击,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去的,当时开始的第一个应对就是要保八。


为什么保八?因为觉得保八对社会是稳定的,过去多年,我们采用了很多刺激的措施,大的走势越来越清晰,不管政府怎么刺激经济,表现在一个持续下行的阶段。为什么会是L型的增长?有三个重要的解释,第一是中国过去是一个赶超型的经济,所谓赶超性的经济,就是可以模仿,别人用100年走的路,20年就走完了,速度就快,看到别人的东西去抄、去学习的就快。但是中国今天能够模仿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基本上都模仿完了,机场、公路、基础设施,包括很多企业的管理,现在都模仿得差不多了,甚至很多方面比美国做的还要好了。


第二个原因,2008年之前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美国的消费来拉动我们的增长。金融危机之后,把这个格局给打破了,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能再指望外需对经济能像过去有这么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的下滑也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个原因,更重要的就是按照世界经济的规律,比如德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他们的经济跟中国高度类似,当人均收入到达中等收入水平之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当到了中等收入之后,增速就会下降到5%左右,变成一个中高速增长,经过20年又变成高收入国家了,就变成2%到3%的低速增长。这是一个规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个规律的考验,现在人均GDP刚好将近1万美元,所以增速从高速变成中高速,它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当一个很小的国家,比如说越南,有10%的增速,哪怕有20%的增速,都不会特别震惊。但是美国经济明年增长20%,不可想象,因为它太大了。中国经济跟美国差不多了,将近美国的70%,怎么还能按照过去的速度要求中国。这是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L型的增长。


Q:对于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怎样的预测?


刘胜军:中国经济增速取决于改革的进展


中国经济目前还没有触底,一方面,政府做了很多刺激,经济增速还在逐年下行;另外,更重要的是现在有很多的深层次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说现在有大量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很多行业是过度投资的,现在产能过剩没有消失,有大量的僵尸企业没有消除,现在是高度依赖房地产在支撑经济。


如果不能很好地把这些问题解决,经济面临的金融风险还会上升,现在金融风险已经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已经触底了,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经济还会进一步放缓,要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房地产对经济拉动肯定会下降,经济增速还会再下一个台阶,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速最终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方面取决于国际规律,国际规律就是5%左右,这是一个大概的预期;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改革的进展。中国经济有大量的改革红利,如果能够把很多体制的政策落实到位,改革的红利释放得比较快,经济能够到达一个新的增长台阶。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贸易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些政策被落实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是不乐观的,所以未来大家还是要面对一些不确定性。


Q:中国企业除了贸易战,还面对国内外哪些不确定性?


刘胜军:中国企业面对三大不确定性,需练内功

 

第一个不确定性,还是成本的压力。无论是劳动力、环境污染,还有各种制度成本都在上升。虽然政府大力推动减税,但是减税的空间还有很大。从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税赋比世界水平高出一大截,现在的增值税下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该点赞,但是还远远没有到位。


第二个不确定性,技术革命还处在一个浪潮当中。技术革命,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很多企业开始对技术革命一定是抵触的,很多传统的制造业会认为是洪水猛兽。但是大的技术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就算阿里不存在了,另外出现一个类似的企业一样会让传统企业难以适应。企业能不能真正去面对技术浪潮,去思考管理客户、营销、整个商业模式怎么转型,这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个不确定就是中国改革的不确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历史性的,也是划时代的,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条改革,每一条改革都是一个金矿。但是改革落实的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阻力,现在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每落实一项改革都不容易。比如科创板,中央说了要搞注册制,注册制的改革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336条当中的一条,如果注册制改革能够试点成功了,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会发生巨变,是沧桑巨变。


注册改革能成功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代表着巨大的希望,但是在落实的过程中又有很多的阻力,所以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


Q:落实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刘胜军:破除利益壁垒是改革最大阻力


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政府在观念上是不是已经真正认知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后来又留了一条尾巴叫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实际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各取所需,比如从民营企业和市场的角度来讲,大家基本上只看到了前半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对官员来讲,基本上只看到了后半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什么叫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政府是不是从观念上能够认识到政府的局限性,过去政府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在今天可能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比如中国政府过去搞GDP主义、搞招商引资,按照张五常的观点,这是中国成功的重要的秘密,就是每个地方政府都去搞经济,所以中国经济就成功了,每个企业、每个县就是一个大公司,但是这种做法对整个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比如腐败问题,因为官员搞经济了肯定就腐败,比如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招商引资凭什么给企业优惠,所以它对整个经济会带来巨大的扭曲和干扰。


今天要走向一个创新的经济,一定要意识到创新的主体是谁?是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要想让企业家活跃,政府必须自我限制,政府越小,企业家才能越活跃。需要政府理念上有个巨大的革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政府真正地非常谦卑地认为,社会变好主要靠企业家,政府不重要,我们从观念上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然我们看到一些进步,比如说中央已经在2017年明确的提出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企业家精神。


第二个改革不确定。我们现在要认识到,改革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改变,克强总理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困难,大家如果看一下陕西西安秦岭1084套别墅,这个例子就看得非常明显,每个人都同意改革,每个人都同意改别人,改到自己头上,每个人死活都不肯,打死都不肯改革,所以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利益的困局,是现在中央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目前各级官员为什么不作为,为什么都低级红和高级黑,因为不想改,但是又不能说不改,所以用低级红和高级黑的办法假装在改革,这是中国面临的巨大的问题,中央现在已经很重视这个问题了,今年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成重中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因为没有动力,没有激励机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完全到位,还需要时间。


Q:您怎么看有人表示“股市是可能改变人的命运的第八次机会”这个问题?


刘胜军: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补齐短板


中国的股市确确实实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是一个巨大的短板。这个巨大的短板如果能够补齐了,不光对整个经济会发挥巨大的好处,也能够对整个的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我们整个法治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这是整个资本市场最大的短板,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市场永远不会变好。


第二个就是资本市场首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企业好不好?能不能上?怎么上?什么样的价格上?能发多少股票?都不应该证监会过度干预,要把决定权交给市场,过去基本上就是一种审批制,本质上就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假定这个官员能够判断企业好不好,如果官员有这个水平,世界上就不需要风险投资这个行业了,官员去投资就行了,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们要帮助国企脱困,又要去扶贫,所以政府没有勇气去放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需要面对的。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注册制改革最艰难的就是证监会能不能够真正的下决心放开发行的节奏,每次股票一发行一加速,股市就下跌,股市一下跌证监会就停了。这对证监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里的坎,靠一句激励人的口号说资本市场改变人的人生,这东西都太简单化了,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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